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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设计与社会创新”团队赛阳村实地调研一
2015“新通道”玉树行:文创公益走上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是一条承载汉藏交好、科技文化传播的“文化运河”,也是跨越“世界屋脊”,联通我国西南友好邻邦的“丝绸南路”。从2015年8月15日开始,由美克美家、湖南大学、青海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SGR)、中意设计创新中心等单位联合开展的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团队抵达玉树自治州,本次工作营由来自湖南大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中央圣马丁设计学院、米兰理工大学等20多名师生和志愿者组成。项目组在两周的时间里以玉树甘达村及囊谦县觉拉乡杂荣村为基地,以社区研究的方法了解康巴与安多藏区的宗教与游牧文化、建筑与传统手工艺等文化资源,特别是对玉树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手工艺进行重点记录和影像创作,在此基础上针对灾后的社区结构及社会资本变化,选择文化与设计创新可以介入的社会需求,以跨学科的团队,与当地政府、企业、手工艺传人及公益组织开展参与式联合工作营,共同探索构建可持续的文创公益与社会创新网络的方法。
据统计,此次工作营完成项目总宣传片、手工艺、生态保护3条影片制作;采访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囊谦黑陶传承人白玛群加及家族,非遗传承项目8项;探访了沿途的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代表性宗教建筑,对沿线藏族民居和聚落进行研究;水生态与社区研究组采集了25个支流和源头水样,并对杂荣村和甘达村的社区形式进行了对比研究;儿童美术组在甘达村党员活动室组织近20余名藏族小朋友进行美术培训,完成作品十余幅,并在当地草原举办了小型画展。人民网、新浪网、乐视网、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技术的力量The power of Technology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河流湖泊密布、雪山冰川众多,是我国最主要的水源地和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其水质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中下游几亿人的生活用水品质。然而随着近年来气候的变化以及人为因素的破坏,源区的水源污染日趋严重,众多湖泊湿地缩小甚至干涸,湿地大面积消失,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
基于移动终端的水源检测系统
为了从科学测量的角度上帮助当地居民保护水质,这次社会创新工作营,项目组带来了由湖南大学自主研发的水质监测设备,能够准确测量水源地的GPS,pH值,溶氧量,温度等多种参数,并且把数据实时上传到云端,使大家可以通过网站和智能终端来直观的查看三江源的水质。
项目组在半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在玉树和囊谦等地的工作,已经对长江和澜沧江上游的十几个支流进行了实地水质测量,得到了第一手数据。通过数据汇总和统计分析,结合文献研究和当地环保组织的帮助,得到了部分水质的情况。
产品概念
FORSENSE是一款水质监测设备,其设备主体是由铝合金制成,能抵御水质中各类酸碱盐物质的腐蚀,经久耐用。主要适合于直接测量江河湖海等水域中的水质,通过4G信号将数据实时地发送到平台上。其产品的一端是各类传感器的探头,另一端则是可以固定在基站上的卡槽。
WATBO是一款将水质检测设备与鞋子结合起来的设计。传感器模块、电池模块以及蓝牙模块都固定在鞋底上。如图所示,需要检测水质时,通过用鞋底与水体直接接触。鞋底固定有3个不同的传感器,分别为温度传感器、电导率传感器以及pH值传感器。检测到的数据通过3G信号或蓝牙传送到相应的平台和APP上。WATBO不仅适合于环境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做室外的水体实时检测,也为户外爱好者在野外寻找合适的饮用水提供了方便的检测途径。
社区组织的力量The power of Community—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NGO的公共服务作用逐渐增加,少数民族地区本土也应运而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在政治中心边缘和国家边疆地区,且具有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由于现代国家具有较强的世俗功利性,少数民族地区容易成为现代发展矛盾冲突的聚集之地,也特别容易出现自然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近年出现不少由民族精英建立的本土NGO。这些NGO扎根本乡本土,因而较少为主流社会和公共传媒所知。但它们对解决当地各种问题发挥着主要作用,带给主流社会诸多启示。
在“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及其他相关组织的支持下,当地已经形成了一支两千多人的社区“环保人”队伍,他们定期巡逻和监测水源、清理垃圾,成为当地水源保护的主力军。项目组在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研究基地杂荣和甘达两村展开了两地的社区研究,归纳两社区的组织形式,通过对两村的互助合作型社区有助于引发示范效应,未来形成示范社区网络。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三江源协会的成员以藏族为主,致力于青藏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和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和宣传,关注青藏高原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三江源地区的地理和人文背景使得该协会在实施项目时处处体现出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独特理念,进而影响到三江源协会自身道路的选择,显示出少数民族与当地生态资源结合的独特生命力。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以民间角度关注三江源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完成了大学生草原部落、绿色乡村社区网络、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等多个项目:正式建立了索加五大民间社区自然保护小区,成立社区的“野牦牛守望者”;以乡村自然资源保护为基础,让社区公众自觉自发地保护周边的生态环境;促进当地政府对社区保护的认可、鼓励和支持。以藏传佛教的生态哲学思想为基础,引导当地牧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和研究机构合作将实践创新带入藏区的环保活动中。
甘达和杂荣村社区组织
从两村的规模来看,均属于小型社区,甘达村为305户共计1138人,杂荣村共计983人。在支柱产业中,甘达村主要为畜牧业,以放养牦牛及衍生的奶制产品为主,杂荣村在畜牧业基础上,同时发展种植业。在社区组织中,甘达村下设四个生产合作队,以第四生产队的组织构成为例,现有两名合作社社长、一名会计、三名监督员以及两名管理牧场的牧民,在对第四生产队队长巴丁成林的访谈中了解到,合作队成立前主要是以承包到户的形式开展生产,结构松散力量不集中,合作队成立之后更加团结有组织,同时四个生产合作社在资源方面交叉共享。杂荣村下设种植养殖农民合作社,同时包括了村民自发组成的环保组织。杂荣村的社区组织以年轻力量为主,突出的社区特点表现为全村浓厚的学习氛围和较强的凝聚力,青年人一方面快速学习新知识,另一方面通过老带新的形式保留传统。例如杂荣村平日里村里的长辈会将家乡的传统和理念传承给年轻人,每日晚饭后会按户聚集,诵经之后一起学习讨论,而青年帮主动学习并在四年的时间内掌握了藏文及藏教。
信仰的力量The power of Religion—宗教文化研究
区别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差序格局”,存在于藏族格局中的是“团体格局”,构成了一个大范围基于藏传佛教的“民族信仰社区”,理解他们的道德体系和价值标准,离不开植根于整个民族的宗教观念和文化体系。
随处可见的转经筒、悬挂的五彩经幡、虔诚的朝圣者和宏伟的庙宇,构成了中国西部的信仰版图。在这片信仰的土地,走上两三步便可看到镌刻着六字箴言的玛尼石堆,盛大的活佛传教活动,家家户户日常的宗教仪式。宗教已成为藏区自然观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出发点,文化是根植在当地人们内心的行为准则。藏传佛教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自我的修行,更是对世间万物的尊重。
作为本次项目组中水源保护课题的研究,深入理解当地人们对基于宗教的水生态文化的认识,即当地牧民心中崇尚的藏传佛教 “乐”的概念——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技术和检测产品的设计开发,才能构建符合藏区实际情况的水监测服务与系统设计(PSS, Product-Service System)。
真实的力量The potency of Truth—聚落与宗教建筑研究
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在《为真实世界而设计》(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中提倡针对社会功能需求的“真正的、有意义的”设计。通过重新定义设计问题和要点,从社会的实际和大多数人的需要、地域文化和社区发展的需要提出设计目标,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促进重建文化认知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再认知过程。
此次夏令营其中的一个研究着眼点在于传统民居与宗教建筑的关系,现代村镇与宗教建筑的现状,特别是针对传统藏学体系中工巧明与现代建筑与艺术的创新方法非常关注。通过对中世纪精神之都阿西西(ASSISI)的案例研究,结合项目组田野调查及访谈中发现的问题,希望藏区的城镇建设借助阿西西的成功案例,综合宗教信仰、地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特色和成果,共同创造多元文化交融、和谐相生的“理想国”。
案例研究Case study—ASSISI
建在山中的古镇阿西西于2000年被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原因正如其当选理由所叙述的,“它与它的文化景观和整个区域系统一起,构成了城市历史延续性的一个独特范例。”阿西西以其独特的历史,因宗教而闻名,由于对古镇的到位保护,实质今日仍然保持着古朴神圣的原貌迎接着世人的到访。
阿西西这座小镇有着许多的中世纪艺术杰作,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例如:圣方济各大教堂,意大利画家契马布埃、锡耶纳画家洛伦泽蒂、意大利画家西蒙尼·马丁尼、乔托等大师的绘画作品等。这些杰作使得阿西西古镇成为研究意大利和欧洲艺术和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
藏区聚落与宗教建筑
“聚落”(Settlement)指不同于城市和农村的居民点,它更指一定地域社会中人的生活和生存环境。理解藏区传统聚落的分布和特点,对于宗教信仰、宗教建筑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是一个聚落组成的核心,是藏族人民生活、生产、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精神支撑。
整个藏区的社会结构以宗教为中心,喇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聚落的分布形式也是以寺庙为各种首要活动的运转中心而展开的,社会地位也受宗教信仰的影响。
(1)传统民居与宗教建筑关系
僧舍与寺庙
以色达为例,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即色达佛学院,常住的喇嘛有2 万多人,遇有佛事活动时人数还会增加,最多时可达4 万多人。因此这里也构成了数量繁多的僧舍和金碧辉煌寺庙交相辉映的聚落形式,将宗教事务和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连绵数公里的山谷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木棚屋,成千上万的喇嘛和尼姑就住在这些小木棚屋里。谷底和山梁上分布着几座寺庙和佛堂,建筑规模虽然不大,但装饰考究而辉煌;身披浆红色僧袍的喇嘛和尼姑来来往往。
村寨与宗教场所
宗教信仰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对于古老村寨的形成的影响是无形中渗入到每一处的,特别是对于全民信教的藏区聚落来说更为明显。寺庙、煨桑等宗教场所、活动,对于这里的每一位村民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宗教建筑在全聚落中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统领全局的。因此在藏区传统村寨和宗教场所构成的聚落景观十分常见,且这些宗教场所处地理位置较高。
(2)现代村镇与宗教建筑现状与思考
项目组所到达的村镇均有现代化发展的趋势,随着大量的砖瓦水泥房替代木质房屋,新村镇的出现和存留的老寨也反映了藏区未来城镇建设中需解决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聚落也会渐渐的增长、扩张。例如原有的耕地面积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生存空间的不足导致的原有生存环境的恶化,村寨便分散一部分人口,重新开发新的耕地,开创新的家园,整个村寨演变的过程就如同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地向外发展延伸。又或是受不同的风俗文化影响、自然灾害,以及国家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变革等不同客观条件相互作用下,村寨受其外力的影响而变迁。
与此同时,藏族全民信奉藏传佛教,信仰至上,也形成了民居建筑环绕或趋向佛寺的状态。因此在政府及政策层面如何规划引导,同时不破坏当地文化宗教风貌,是摆在藏区村镇现代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文创公益”典范
造纸
八角楼前白瑞香,雪花皮纸远名扬
隆回县麻塘山乡的八角楼村,因为其出产的雪花皮纸而逐渐被外界所关注。雪花皮纸,其不仅传承了我国宣纸的光润,也有日本和纸的细腻,同时,其柔韧度佳,收藏时间越久纸张的颜色越佳。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八角楼村的村民就开始用雪花皮来造纸,当时主要用作鞭炮的引线,同时也用于做族谱,糊窗户,做灯笼,写地契等等。而现在,当地所出产的上等雪花皮纸,成为北京博物馆修补古画的制定用纸,还远销日本,韩国等地。
雪花皮,学名为白瑞香,是麻塘山乡地区的一种常见植物。别看它个头不高,但是它浑身上下都是宝。首先,雪花皮的花是一种中药材,其次,雪花皮的枝干由于其韧性好,经常被拿来用作塑料花的模型,而其枝干的外皮,则是用于造纸最主要的原料。八角楼村的海拔平均1200米,属于高寒地区,而正是其气候特点为当地的造纸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温度低,雪花皮的皮就长得特别厚,适合用作造纸。

八角楼村的雪花皮
伍氏造纸好儿郎,期盼设计更添光 / 伍氏造纸好手艺,期盼设计更添光
伍先容,是麻塘山地区最厉害的造纸匠,同时也是雪花皮纸的传承人之一。你可能无法将眼前这个朴素无华,甚至有点羞涩的男人,和其所生产的雪花皮纸联系在一起。伍先容自己并没有拜师来学习造纸,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附近有人造纸赚钱,于是就自己学,懵懵懂懂地自己尝试着做。”由于其刻苦专研,伍先容很快就成为了当地的抄纸能手。“我从小的时候做的纸就比人家的质量好。过去那种过引线,做同样多的,人家要两斤的原料,我只要一斤半的原料,所以节约了很多原料。而且我做纸的拉力又好一些。”伍先容这样说到。
2015年7月23日,湖南大学“新通道·花瑶花”社会创新工作营项目组来到了伍先容的造纸作坊,向“伍老师”学习了造纸的过程,对雪花皮纸的历史与现在发展现状做了深入的了解和探究。伍先容还现场现场演示了皮纸张压干的详细过程,其巧妙精湛的技艺与辛苦的过程让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惊叹。在问到,是否愿意与湖南大学设计院合作时,伍先容表示十分愿意。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雪花皮纸与设计结合起来的作品,能看到雪花皮纸有更多更好的应用。

伍先容为湖南大学设计院的师生讲解造纸过程
造纸的过程如上图所示:伍先容从村民那里收购雪花皮,将采购的雪花皮放在装置里面蒸熟后将皮与枝干分离,将皮放在石灰水里面浸泡一整天,之后再将皮蒸煮一遍。然后,将蒸煮完成后的雪花皮放在清水里面进行漂洗,敲打至其纸浆,放入制纸的凹槽里面经过一系列工序后捞起,再在装置中进行压干。最后,放在烘焙炉的表面烘烤直至其达到成品纸的标准。

造纸过程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Challenges of Yang Drama
The Origin of Yang Drama
Yang Drama is a varie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uo Opera genre,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cient Shang Dynasty (B.C.1700 – B.C. 1100). It is believed that Yang Drama of Youyang in Chongqing province dates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CE 618-907). The local residents would invite the Yang Drama troupes to pray to the gods for blessing their families, and chasing away the evil spirits. During the performance, performers would wear colorful costumes and various masks, utilize props, sing with instruments like Huqin, bamboo clappers, gongs and drums, which was in harmony with the stage, pace, figure, and so on. All performers are males, even those for the female roles.
The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challenges of Yang Drama
Around 50-60 years ago, there were 48 Yang Drama groups, whose performances were very popular at that time. However, only 6 or 7 groups have survived, and the supply and training of performers are quite unstable. According to Ran Qiyao, the leader of the Taopo Yang Drama group, the shortage of performers turns out to be the biggest problem. In recent years, thanks to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local tourism, many tourists have come to visit this quiet village, but the Taopo group haven’t even performed once last year. For the local people, Yang Drama is not only one of the limited public entertainment activity, but also a cultural treasure representing their longing and hope for a better life.